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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日报 摄影报道 李光印

　　7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党支部书记林国荣与村民在樟树下共商村事。多年来，小古城村不断探索构建村级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形成了“四议”（议什么、谁来议、怎么议、议的效力）工作法。

　　8月15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乡村振兴试点村光明村在核桃树下召开书记协商院坝会。被誉为“云上村庄”的光明村在推进民主法治工作中，成立了调解委员会、生态委员会、管水委员会等8个委员会。

　　7月21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种子法庭”在田间地头开庭。为加大对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的司法服务保障力度，甘州区人民法院组建了“种子法庭”。

　　北京市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将水库一级区划分为160个保水网格，组建了2150人的保水网格员队伍。图为6月20日，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和网格员对水库进行巡查。

　　9月13日，湖南省花垣县司法局及石栏镇镇党委、镇政府工作人员到朋岩村村民黄祖兴家召开院坝会，为村里的“法律明白人”宣讲人民调解法及乡村振兴政策。胡鹏举 摄

　　8月25日，黑龙江省同江市创新开展“五边行动”（思想筑边、组织固边、产业兴边、文旅活边、联合稳边），八岔赫哲族乡司法所工作人员、“法律明白人”联合移民管理警察来到八岔村进行普法宣传。

　　8月15日，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苍漾法治文化公园，“普法宣传服务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打歌”形式，广泛开展“打歌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7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村民们围坐在树下，你一言我一语，共商村事。风吹叶动，这棵两百余年的古樟树仿佛也在应和着。

　　“别小瞧这棵古树，村里拆墙修路、土地流转、改造农舍，都是要坐在这棵树下开村民代表大会的。它可是我们村民主协商共建法治乡村历程的见证者。”村党支部书记林国荣笑着说。多年来，小古城村依托民主法治乡村建设，不断完善民主协商制度，把“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作为治村重要“法宝”。这也是浙江25年来持续推进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的一个生动缩影。

　　8月15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苍漾法治文化公园里，夜幕下篝火熊熊，人声鼎沸。“打歌来，打歌来，大家一起来学民法典……”身着各式民族服装的“普法宣传服务队”和群众一道唱着跳着。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彝族打歌是当地百姓熟悉的表演形式，漾濞彝族自治县以此为普法抓手，把法治文化与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有机融合，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为大力展现司法行政系统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的成效亮点，充分展示全面依法治国在基层的生动实践，讲好乡村法治故事，司法部于6月至9月组织开展“2023年法治乡村基层行”主题宣传活动，组织新闻媒体前往北京、甘肃、浙江、云南、黑龙江、湖南等6省（市），通过座谈、实地采访、现场交流等方式深度调研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特色。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平盛街道东福村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不仅村干部化解矛盾有一套高招，村民的作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刘淑荣是村里学法用法示范户，作为“法律明白人”，她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讲解员、调解员、传递员、组织员、监督员、引导员职能开展普法宣传、化解邻里矛盾、了解群众所需、监督村级事务的工作情况。

　　据了解，实施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是全国“八五”普法规划确定的四个专项任务之一。目前，全国已培育“法律明白人”383万余名，基本实现了“法律明白人”在每个行政村的全覆盖。今年5月底，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训班在浙江宁波滕头村举办，对全国24个省（区、市）担任“法律明白人”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进行了法治培训。连同2020年初的第一批培训，实现了“法律明白人”法治培训的地区全覆盖。

　　乡村振兴，法治先行。截至去年底，全国共建成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54.9万个，依托司法所建立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3.8万个，全国各级各类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提供涉农法律咨询服务1083万余人次。60多万个村（社区）配备法律顾问，18万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参与此项工作，除中西部地区少数边远乡村外，基本实现全覆盖。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更加便捷。仅2022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农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83万余件，惠及农民和农民工近96万人次，为农民和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355万余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