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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贤臣陈瑸的家书
发布时间:2024-08-26 14:44:00 【字体: 】

  广东雷州陈瑸故居,在门楣上可见“贤良基址”等语。据说,陈瑸逝后,故居逐渐倾圮,乡人感念其恩,各家各户捐砖献木,在原址依据故居原样进行了重修。一座故居,砖木出自众人之手,表达了乡人对陈瑸的怀念与敬爱之情。 广东省雷州市纪委监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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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瑸是清朝康熙年间清官,以“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勉励自己坚守清廉品质。他重视家风养成,身教言教并重,理论实践兼顾,培育了“清廉卓绝”的良好家风。

身教:有志向、有操守、有勇气

  陈瑸(1656年—1718年)出身寒门,康熙帝曾坦言,陈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

  与多数寒门子弟一样,陈瑸也是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备考的岁月,陈瑸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幼年时代,他即“矢志不在温饱”,志在“学儒者之学,行浮屠之行”。“儒者之学”的核心是仁爱,“浮屠之行”的核心是慈悲。传统士大夫讲究“修齐治平”,即从“修身”起步,将“仁”的志向层层递进,延展到家国天下,实现“博施济众”。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雷州遭受台风袭击,海水倒灌,“家家悬磬,处处寒烟,村落丘墟,人愁菜色”。虽然只是一介书生,陈瑸请求当地官府主持修堤。然而,他的呼吁却被当成耳旁风。他并不气馁,索性借助自己在家乡耕读的好名声,号召乡亲捐款,雇劳役修堤二百多丈。当地评价他“乐善好施,罕与伦比,恤灾救患,极其笃诚”。可以说,陈瑸将“儒者之学”付诸实践,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志向。

  由科举进入仕途后,陈瑸历任福建古田知县、台湾知县、台厦兵备道、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其间三次渡海赴台任职,累计任期近十年,对台湾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这是陈瑸坚守清廉的基本信条。他认为,许多人失去节操,就是从“取一钱”开始的。事虽小,质已变。因此,做官必须守住底线。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操守与富贵之间,陈瑸断然选择前者。

  他一生克勤克俭,“服御俭素,自奉惟草具粗粝,居止皆于厅事,昧爽治事,夜分始休”。做官二十年,没有携过家眷,只为专心公务、节约开销;异地为官,没有幕僚,只有老仆跟随左右;奉旨巡海,自带干粮,粗茶淡饭,谢绝沿途接待;福建巡抚任上三年,不讲排场,能省则省,节约公费白银一万五千多两;死后没有家产,仅一席旧袍覆身,可谓“生时俭,死亦俭”。他强调“平生赋性不犹人,纵到为官依旧贫”,把清苦节俭从生活习惯上升到自我约束的高度。

  闽台远离京城,民情纷繁、矛盾多样,对地方官办事能力要求高。陈瑸有志向、有操守,为他做官做事增添了底气。

  初任古田知县,当地胥吏“盘踞衙门,最为民害”,陈瑸依靠朝廷授权和民众支持,毅然举行了一场对胥吏的考试,留用优者,裁汰劣者;担任台湾知县期间,他发现狱中不少在押囚犯蒙冤,遂冒着丢官降罪风险,查清真相,开监放人;清廷统一台湾后,将郑氏庄田和新垦荒地纳入“官庄”,收租补贴当地官员,但有些“官庄”蚕食民田,引发民怨,担任台厦兵备道期间,陈瑸带头将名下两所“官庄”年租三万两悉数交公,随后革除全台所有“官庄”,大幅减轻农民负担。做这三件事,需要面对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没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是很难做好的。

  高远的志向、廉洁的操守、成大事的勇气,三者叠加,共同构成了陈瑸教育子女、树立良好家风、传承从政理念的基础。

情教:家书里的做官准则

  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所有读书人都将做官视为人生理想,孜孜以求,不惜代价,甚至将升官和发财关联。陈瑸却不是这样的人。每每赴任,他没有兴奋,只有忐忑,并将这种情绪诉诸家书,告知子侄:

  ——“大凡做官,苦乐存乎其人之胸次,非官能苦之乐之也”。

  ——“父任一方重寄,百凡关心,兼食用甚贵,吃苦倍甚,又乏家仆奉侍,老境至此,做官何趣?亦且得耐去”。

  ——“官到海外,生还不易,父已以死自处,即死男勿苦痛。为男子出仕卒于官,亦是常事”。

  陈瑸之子曾想去探望在外地为官的父亲,竟因路途遥远,家境困窘,出不起路费,没有成行,非常失落。对此,陈瑸在家书中好言劝慰:“家计淡泊,汝们清苦,且忍耐过日。”在家书中,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做县令,乃为公家守财,为百姓分忧之日,断无自守之而自盗之,不为百姓而为家计之理。汝父誓不寄银回家,为此也。”

  作为读书人,陈瑸渴望建功立业,但千里赴任带来的却是与家人骨肉分离、天各一方。作为性情中人,他感到矛盾、寂寞。他曾感慨“十余年父子得一相见,此岂易事”。于是,家书成了他宣泄情感、自我调节的重要载体。他这辈子写过许多家书,传世的有42份,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时间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

  纵然做官清苦,陈瑸不负使命,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的人生理想是效法儒家先圣,克己复礼,为民请命。做官只是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而非目标。上报皇恩、下为黎民的信念,追求圣人境界的力量,支撑着他坚守下去。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说,“士君子既以身许国,有土有民,皆当尽心竭力,以供厥职,未可以地之难易生烦恼心、生退诿心”。

  陈瑸期待两个儿子也能考上进士,重现北宋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进士”的盛况。因此,他在家书中直言:“惟男兄弟发愤,自相师友,日夜揣摩,以期必遇,或得父子聚首都门,是又胜官吏部万万也。”毕竟,这既是光耀门楣的佳话,更是人生理想的延续。

  没有虚情假意的高调,只有真情流露的表白。对于做官的经历和感受,既动之以情,坚持实事求是,言明做官不易,又晓以利害,将做官的意义上升到儒家政治理想的高度,走大道,行大义。

言教:做官先做人,做人要修身

  陈瑸传世的42份家书,除了3份谈家庭琐事之外,其余39份俱是指导子孙读书和考试的。在他看来,“修齐治平”这四件事,“修”是第一位的。做官先做人,做人要修身,修身需读书。

  陈瑸认为身正才能学优,在家书中对孩子们提了很多要求。比如淡泊名利,静心研读,不赞成过早沉溺社交,扰乱心志。他写道:“在家照常,勿轻到府县衙门去”;“最要紧是勿接泛人,勿理闲事”;“勿轻写书札,与人来往”;“清心寡欲,作文机神自生,‘寡欲’二字最要”。比如在钱财上要适可而止,不能盲目置办家产,“田土最累子孙,不可多置,仅得免家中买米足矣。闻男有凑人买田,不好”。比如要周济弱者,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众乐乐”,他写道:“冬至令节,汝父在官署遥拜,汝可将附到些俸余,多备酒食供奉,随聚族老幼一会言欢,略表汝父寸忱,好好”。又说:“目下米贵年饥,一升半斗必务相通,切勿过作打算,止谋自家朝夕,不顾门外饥乏”。借此,陈瑸着眼的是培养孩子们的品格志向。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说,“勉之勉之,扶危济困,吾儿万里之程,此可观其初发轫也”。

  陈瑸认为读书要心无旁骛。比如,他主张“读书宜在乡下”,让孩子们尽可能到农村老宅读书,而不是留在城市中读书,原因有三:“早晚须钱出街,不便者一;子官幼小,恐防检不及,误入戏游场中,不便者二;且有旧朋亲知来往应酬,必荒本业,不便者三。”又比如,他认为读书时减少外出游历,最好是如董仲舒一样“目不窥园”:“关门读书,勿干预外事,要紧要紧。”再比如,读书不能抱侥幸心理,“切勿妄想夤缘,以坏家声”,“入门一步错,则余无言足矣”。

  陈瑸应试次数多,经验丰富。在他看来,要想在科举考试中考出好成绩,首先要端正态度、在思想上重视起来,“汝爹中年得举,无足甚喜。闻知仍当照常用心读书,百凡视昔,倍加谨慎为可”。儿子将赴省城考试,离家前夕,陈瑸在家书中耐心教授考试技巧,他还多次把程文寄回家,令其学习参考。

  人虽不在身旁,但通过家书的教导,陈瑸希望孩子们能够成为勤奋学习、淡泊明志、有同情心的谦谦君子,这也正是儒家政治理想中选用官员的基本标准。

家风养成离不开环境影响

  陈瑸以清廉著称,号称“苦行老僧”,他的政绩和政声赢得了两岸民众高度赞誉。为了纪念他,台湾人民捐塑了两尊陈瑸像,一尊留在台湾的“名宦祠”,一尊用船送到陈瑸老家雷州的“清公祠”。尽管他的子孙没有做大官、出大名,但通过家书传承,陈瑸塑造的“清廉卓绝”的家风不但促成了陈氏家族“闺门雍睦,礼法恪敦”,而且成为许多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清人景鋆在《陈清端公家书原序》中,将陈瑸家书定位为亲切著明、言近旨远、学纯语正、身正响远等四大特色。家书中,只见温馨柔和的关照,只见反复叮咛的亲切絮叨,只见宗法程朱的沛然之气。

  陈瑸的家书文字亲切,语气平易,内容实用,很接地气,就连景鋆看了之后,也感慨醍醐灌顶,“虽不获见公之面,犹获私淑遗书,如下当头一棒”。

  陈瑸的家风养成,既需要个人努力,更脱不开环境的影响。

  一是程朱理学的熏陶。顺治以降,清廷以程朱理学为正宗。陈瑸不但全盘接受,而且身体力行。他要求孩子们读《四书集注》《朱子文集》等,写文章重“理”重“气”,强调“理不足故无深思,气不足故无厚力”。他在台湾做官期间,不但修缮孔庙和县学,而且广设义学、社学,招集生徒,延师授课,提供奖励,更要求学生多读原著,仔细体认,通晓深意。他还主持修建朱子祠,弘扬程朱理学;主持岁、科两试,亲自评阅试卷,严查冒籍替考。

  二是雷州的文教氛围浓郁。雷州半岛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但并非文化荒漠,早在宋代,雷州学子就对参加科举考试既有期待,更有可喜的成果。陈瑸在《二苏香灯记》中讲道:“仰止二公之亭,即思学二公之文章;学二公之文章,即思学二公之气节。他日立朝正色,以文章名海内。雷阳僻壤,未必不有其人。”文中所赞的“二苏”,即苏轼、苏辙。仅以陈瑸老家海康县为例,宋代和明代分别有2人和8人考取进士。明清时期乡试中举的更达97人。陈瑸本人曾受雷州知府蒋洞思之聘在义学教书。崇尚文教的氛围,使读书修身在当地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重视。

  三是读书传家的家族精神。中国人重视“耕读传家”。陈瑸兼有“学问渊纯”和“事功彪炳”,他最看重的,还是读书。在他看来,人生之追求,既要“保身读书”,更要报效国家,实现“家之肖子,国之贤臣,胥是乎出”。对于会影响读书报国志向之事,他都希望孩子们不要沾染。这样的观点主张,有时代性,有个体性,源之于心,律之于己,惠之于民,形塑家风,传承至远。

  陈瑸以身作则,以家书为载体,宣扬以孝为先的家国情怀,仁爱为本的治国理念,以读书为中心的成才路径,并将文化传承融入地方治理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实践中。陈瑸对孩子们读书作文做人的高标准严要求,用心良苦,志存高远,成为为人父母的榜样。他塑造的良好家风,在稳定家族共同体的基础上,不但影响了许多家庭及其子孙后代,更影响一方民风和社会氛围。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责任编辑:王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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