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管党治党的显著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党性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现了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图为近日亮相上海街头的“党史巴士”，把上海珍贵的红色资源串点成线，让党史学习教育更加生动鲜活。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是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发现和掌握规律是从事一切工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管党治党与人类社会其他政治现象一样，有其自身所固有的、本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于管党治党规律的把握和运用，是一个执政党必须思考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梳理管党治党规律的探索历程，用规律总结历史、思考当下、引领未来，对于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探索管党治党规律的百年历程
先进的本质、崇高的宗旨、远大的理想、斗争的意志，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重视管党治党规律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在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基础上不断把握运用管党治党规律，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把管党治党问题提上日程。蔡和森提出“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李大钊强调“强固精密的组织”。一大党纲和二大党章都对党的性质、任务、组织体制和党员遵守纪律、接受监督等作出规定。1926年党就颁布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27年党的五大“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明确了民主集中制和实行集体领导。之后，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原则，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四个服从”，《〈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七大提出“三大作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都彰显出对管党治党规律的不懈探索。这一时期，我们党以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自我革命勇气，在革命斗争中初步探索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逐渐成长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全国执政条件下滋生的腐化变质问题和脱离群众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在强化理论武装、维护团结统一、加强作风建设、整顿党的组织、健全党内外监督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探索。1949年11月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八大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们党积极探索执政条件下的管党治党规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开展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捍卫新生人民政权的纯洁，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深化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适应改革开放需要，一手抓发展经济，一手抓惩治腐败，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恢复重建中央纪委、组建监察部并实行合署办公。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制定修订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为改革开放事业保驾护航，管党治党内涵要求更加丰富、措施手段更加具体，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逐步成熟。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正反两方面经验，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集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顽症痼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极大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这一时期，我们党管党治党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保障，逐步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进入全面深化新阶段。
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管党治党规律的基本认识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优良传统，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首先要正确把握纷繁复杂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规律性认识。
管党治党历来同党的政治路线、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把伟大工程同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从一大党纲提出“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到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从新时期提出“结合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再到新时代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都体现出管党治党立足历史方位、围绕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与时俱进的基本规律。
创新理论是管党治党的指路明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从延安整风运动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到党的十八大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把革命理想转化为砥砺奋进、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
党的领导是管党治党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二大党章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延安整风运动要求“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指出“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越来越完备，保障了党中央令出如山、令行禁止、定于一尊。
人民立场是管党治党的根本立场，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二大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式写入党章。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衡量标准和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基本尺度。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强调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管党治党始终是党心民心所向、执政基础所系、事业成就所依，是坚守初心使命破浪前行、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于民的内在要求。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必须自觉尊崇党章、强化制度执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后，党章先后作出17次修改，构建起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在内的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从革命战争年代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建章立制确保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保持自身廉洁，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为起点，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又组织制定修改19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我们党始终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执行纪律没有例外，把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制度利器，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螺栓越拧越紧。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新中国成立以后，坚决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了集中整顿，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等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切入点，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开局，锲而不舍整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正是通过不断改进作风，我们党得以抵制一切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的组织是管党治党的主体力量，必须始终发挥组织优势，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一大党纲规定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古田会议要求“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只有牢牢抓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个“牛鼻子”，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管党治党才能不泛不虚、落实落地。
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同党的性质宗旨水火不容，必须始终同党内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坚决斗争。从苏维埃政权时期枪决谢步升，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腐化堕落案件，再到改革开放后开展反腐蚀斗争，反腐倡廉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从两军对垒到形成压倒性态势，再到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在党史、新中国史和中华民族史上写下光辉一页。建党百年，党对廉洁政治的追求从未改变，成功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实现了“四个自我”的良性循环。
新时代开辟探索管党治党规律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成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非凡战略定力，持续回答“新时代怎样全面从严治党”重大课题，开辟了管党治党规律性认识的新境界。
创造性提出从政治上看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论断，管党治党的地位作用空前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悉古今中外政权更迭殷鉴教训，深刻阐发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政治意义和根本政治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新时代的实践证明，把管党治党同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关联起来，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结合起来，抓住了管党治党的根本要害，成为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所在。
保持永远在路上、一严到底、一刻不停的坚韧执着，管党治党的决心意志坚毅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毅然决然和“宜将剩勇追穷寇”“斗罢艰险又出发”的使命情怀管党治党，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再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的恒心与韧劲一以贯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转换转换频道了的想法，决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幻想，决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倦怠。新时代的实践证明，“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定力，“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格局，不畏艰险、义无反顾的勇毅笃行，是实现管党治党常态化长效化最有力的支柱和法宝。
“两大革命”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管党治党的目标定位更加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进行的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必须把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统一起来，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使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受到革命性锻造；首次系统阐释“四个自我”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和实现路径，深化拓展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新时代的实践证明，“两大革命”与“四个伟大”“两大奇迹”“两个一百年”交织互融，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休戚与共，是对管党治党目标导向的鲜明昭示，是对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主题主线的提炼升华。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管党治党的政策策略力度不减、深得人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兴利除弊、为善去恶、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坚持立明规矩，破潜规则，“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把严的主基调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结合起来，审时度势科学制定政策策略，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新时代的实践证明，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同样重要，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重理重情、传道传情，凝心聚魂、固本培元，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治理格局、工作全局，管党治党的方法举措越来越系统完备、科学有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科学理念引领、科学方法推进、科学制度保障，从夯基垒台、积厚成势到系统集成，创设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管党治党体系。运用战略思维，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挥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运用历史思维，练就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运用辩证思维，提出“三不”一体推进的方针方略和战略目标；运用创新思维，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管党治党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新时代的实践证明，管党治党必须强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发挥制度优势、治理效能，为管党治党赋能增效。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百年管党治党规律不仅告诉我们从何而来，也昭示着未来去向何方。我们要继续发现规律、探索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把管党治党融入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成就百年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和矢志不移的政治理想。（胡淼森 黄帅）
